3月1日，陽光照進上海市長寧區(qū)人民法院。

　　靜靜的走廊一頭，未成年人與家事案件綜合審判庭庭長顧薛磊逆著光走過來。剛寫完一個案件判決，他揉了揉有些充血的眼睛。

　　走進顧薛磊的辦公室，這里沒什么特別之處。層層疊疊的卷宗，擺放整齊的書籍，唯有一張照片被擺放在顯眼的位置。

　　“去年2月，我們一起看望少年法庭親歷者，我們的研究室老主任張正富，這是當時的合影留念。”

　　照片里，年過八旬的張老先生目光炯炯，正值壯年的顧薛磊微笑著靠在他身邊。

　　兩代法院人的同框，把記憶拉回到那段“創(chuàng)業(yè)”初期的日子。

　　40年前，少年審判從這里啟航。

　　在波瀾壯闊的中國司法實踐中，總有一些記憶，歷經(jīng)風霜洗禮，更顯彌足珍貴。少年法庭的存在，是記憶里最具溫情和希望的一抹亮色。

　　這項工作事關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事關億萬家庭幸福安寧。四十年崢嶸歲月，一代代法院人著眼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薪火相傳，以破舊立新、一往無前的勇氣和魄力，探索出一條獨具中國特色的少年審判道路。

　　法槌起落，見證著無數(shù)失足少年重拾希望，也記錄下無數(shù)家庭破鏡重圓。誨人不倦，一聲聲“法官媽媽”“法官爸爸”，道出無數(shù)少年審判法官最動人的名字。

　　四十年砥礪奮進，始終不變的是少年法庭的初心和使命，是以實際行動踐行為人民司法、為未成年人成長護航的錚錚誓言。

　　改革從這里啟航

　　改革開放初期，社會迎來翻天覆地的巨變。社會轉型伴隨著陣痛，青少年違法犯罪問題日益突出。

　　從審理的案件來看，案件大幅增長，呈現(xiàn)低齡化趨勢，且重犯率高、累犯率高，這一點引起了長寧區(qū)法院的關注和思考。

　　探索剛剛萌芽。

　　長寧區(qū)法院指定一位經(jīng)驗豐富的法官集中辦理少年犯案件，進行初步探索和經(jīng)驗總結。一段時間后，一名法官與兩位人民陪審員共同組成合議庭，集中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嘗試審判制度和方法改革。

　　這一年是1984年，中國少年審判史的開端之年。

　　這一年，張正富帶領長寧區(qū)法院研究室，一直在從事少年犯合議庭的調研工作。

　　“未成年人是一個有著鮮明差異、特殊需求而需要區(qū)別對待的獨立群體，通過司法審判中特殊的處理方式，能夠使成長中出現(xiàn)問題的未成年人得到幫助與支持，避免他們失去健康發(fā)展的機會，最終幫助他們回歸社會、融入社會。”

　　在調研報告里，張正富寫下了這樣的文字。

　　曾擔任少年法庭第二任負責人的左燕記得，當時法院系統(tǒng)內部對少年犯合議庭的成立爭議很大。

　　這樣的做法有無依據(jù)？是否符合“嚴打”的形勢？違法犯罪分子抓進來一個也不容易，如果按照合議庭感化、教育的裁判思路，社會上這種人增多了怎么辦？

　　最高人民法院和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的支持和重視，令長寧區(qū)法院備受鼓舞。

　　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鄭天翔對少年犯合議庭的建立和發(fā)展批示：根據(jù)未成年犯的特點，把懲罰犯罪與矯治、預防犯罪相結合，上海市長寧區(qū)人民法院的經(jīng)驗值得各地法院借鑒。

　　一顆稚嫩的幼苗正在生根發(fā)芽，經(jīng)受著風吹霜打，也沐浴著關愛的陽光雨露。

　　1988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第一次專門召開人民法院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經(jīng)驗交流會，明確提出“成立少年法庭是刑事審判制度的一項改革，有條件的法院可以推廣”。借著東風，當年7月，長寧區(qū)法院正式成立獨立建制的少年刑事審判庭。

　　繼上海首創(chuàng)之后，江蘇、北京、福建等省市相繼開啟少年法庭改革探索，并隨之在全國范圍內拓展開來，少年法庭開始成為人民法院審判工作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江蘇南京召開第二次全國法院少年刑事審判工作會議，對少年法庭工作經(jīng)驗進行系統(tǒng)歸納和總結。

　　轉過年來，《關于辦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規(guī)定（試行）》下發(fā)實施。這是第一個從全國層面規(guī)范少年審判工作的司法文件，確立了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工作的基本原則和辦案程序。

　　1991年，江蘇省常州市天寧區(qū)人民法院成立我國第一個未成年人案件綜合審判庭，開啟統(tǒng)一受理審判未成年人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之先河。

　　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四川成都召開全國法院第四次少年法庭工作會議，提出“各中級人民法院應當建立專門的合議庭，有條件的應當建立獨立建制的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庭”。

　　以機構改革為牽引，一條獨具中國特色的少年審判道路，初步顯現(xiàn)。

　　從“一域”到“全局”

　　幾十年前的一個案子，左燕一直記得很清楚。

　　一個家住上海中山西路棚戶區(qū)的男孩，到處盜竊。案子起訴到長寧區(qū)法院，按照少年審判的工作要求，左燕來到男孩家中家訪，了解他的成長經(jīng)歷。

　　這是一個生活較為艱難的船民家庭，男孩是家中最小的兒子，上面還有四個姐姐。母親是工人，文化水平不高，對這個唯一的兒子視若珍寶。

　　家訪的當天，左燕正巧碰到男孩母親剛剛從外面拾荒回來，她的一段話戳中了左燕內心最柔軟的地方。

　　“那位母親對我說，兒子判刑了以后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所以從兒子被抓進去那天起，她就一直在賣破爛，兒子關幾年她就準備賣幾年，這樣等他出來，結婚的時候就有一筆積蓄了。”

　　左燕的眼睛濕潤了。

　　辦案的時候，左燕把男孩的五次陳述做了對比，發(fā)現(xiàn)每次交代的內容都一模一樣，應該是提前背好的。左燕把家訪的情況告訴了男孩，向他講明刑法和刑訴法的有關規(guī)定，曉之以理、動之以情。

　　后來，男孩主動供述了之前沒有交代的犯罪事實。在公安和檢察機關的協(xié)同努力下，案子做了補充起訴，男孩被判了五年半。出獄后，男孩改過自新，沒有再犯，回歸了正常生活。

　　張正富介紹，長寧區(qū)法院少年犯合議庭成立后，逐步探索出注重調查導致少年犯罪的具體原因、注重啟發(fā)式疏導式教育方法、注重尋找感化點、注重處罰實效、注重判后回訪考察等工作機制。

　　實踐中，這些經(jīng)驗被反復踐行，不斷完善。

　　1987年，長寧區(qū)法院開始提出“政法辦案一條龍”，從羈押、預審、起訴、審判、辯護到管教各環(huán)節(jié)，充分調動公、檢、法、司力量，把對未成年人的特殊關注和處理由單獨的審判擴展到整個少年司法過程，實現(xiàn)從“少年審判”到“少年司法”的延伸。

　　來之不易的實踐成果，出現(xiàn)在一次次全國法院工作經(jīng)驗交流會上，長寧區(qū)法院少年審判工作經(jīng)驗引發(fā)熱烈討論，也逐步獲得廣泛認可。

　　1991年，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發(fā)布關于辦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工作體系的通知，最高法、國家教委、團中央、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lián)發(fā)布關于審理少年刑事案件聘請?zhí)匮銓弳T的聯(lián)合通知，在頂層設計層面正式確立“政法一條龍”和“社會一條龍”工作制度。

　　社會一條龍工作制度要求，社區(qū)工會、婦聯(lián)、團委、教育等部門與法院相互協(xié)調，共同落實少年犯的幫教和解決就業(yè)、就讀等問題。

　　1995年，第三次全國法院少年法庭工作會議在福建福州召開，明確了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教育、感化、挽救”方針。在此后的30年里，這項方針貫穿于全國法院少年審判工作始終。

　　步入新世紀，少年審判駛入快車道。頂層設計部署，為進一步推動少年審判工作把脈定向。

　　2004年，中共中央轉發(fā)《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關于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補充意見》，提出了“改革和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要求。

　　這一時期，“完善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民事、行政案件的組織結構”“推動建立和完善中國特色少年司法制度”被寫入《人民法院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2004-2008）》。

　　2006年，全國法院第五次少年法庭工作會議在廣東廣州召開，最高人民法院啟動了在17個中級人民法院設立未成年人案件綜合審判庭的試點工作。

　　全國范圍內的少年審判改革，大幕拉開。

　　一項特殊的希望工程

　　自1987年9月，北京市海淀區(qū)人民法院成立少年審判庭，尚秀云便開始投身少年審判事業(yè)，一干就是幾十年。

　　作為我國第一代少年審判法官，如今年過八旬的她，見證了少年審判40年的改革與探索。

　　“未成年人犯罪不同于成年人，他們心智發(fā)育還不成熟，人格還不穩(wěn)定，可塑性強，對待他們不能像犯罪的成年人一樣。”尚秀云在工作中探索出更加適合未成年人的審理方式。

　　走進海淀法院少年法庭，全國首創(chuàng)的“U”型法臺沿用至今。

　　“U”型設計像一個張開的懷抱，保護著每一個走進法庭的“失足少年”。法臺是暖色調，被告人席與課桌同高，每一處細節(jié)都體現(xiàn)對未成年人的特別關心和特殊保護。

　　這里不僅是查明事實、依法辦案的場所，對于未成年人來說，這里更是他們改過自新的課堂。

　　少年審判，一項特殊的希望工程。

　　40年來，少審法官們著眼對未成年人特殊保護、優(yōu)先保護，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寓教于審”，積極開展庭前、庭中和判后教育感化工作，創(chuàng)造出一系列適合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審理、執(zhí)行方式。

　　圓桌審判、社會調查報告、輕罪記錄封存、心理評估干預、延伸幫教……一項項探索，一項項機制，根植司法改革的沃土，在廣袤大地上開花結果、枝繁葉茂。

　　少年審判的40年，也是全國法院勇于探索、改革創(chuàng)新的40年。

　　“完善未成年人案件審判制度和機構設置，推行適合未成年人生理特點和心理特征的案件審理方式及刑罰執(zhí)行方式的改革。”

　　新的要求被寫入《人民法院第三個五年改革綱要（2009-2013）》，在機構設置之外，更多關注案件審理的方式方法，成為下一個五年的工作發(fā)力點。

　　7歲的小鄧不慎摔倒在學校走廊的斜坡上，左上門牙牙冠折斷，需等小鄧成年后進行牙齒種植。18歲之前，小鄧每年都要到醫(yī)院復查，費用如何承擔？

　　許多類似案件，因治療持續(xù)時間較長，醫(yī)療機構和司法鑒定機關很難預估后續(xù)治療費用，原告也很難在一次訴訟中解決所有治療費用。為延續(xù)訴訟時效、搜集證明后續(xù)治療與侵權事故有關的證據(jù)，小鄧和父母只得每年起訴，被告校方也要年年應訴。

　　11年，小鄧一家提起了9次訴訟。特別的是，從2013年起，每年接待他們的都是同一位法官。時間長了，法官處理每一年的訴訟更加“輕車熟路”，小鄧一家每年在法院的時間也少了。

　　2014年，海淀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審判庭開始探索首審責任制，涉及同一未成年人權益的案件，無論是刑事還是民事，均由同一位“首審法官”負責審理。

　　“該制度不僅很好體現(xiàn)了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也有效提高了案件的審判質效。”未成年人案件審判庭庭長秦碩介紹，探索首審責任制的初衷是讓涉訴的孩子和家庭在陌生又嚴肅的訴訟環(huán)境中，找到一份安心。

　　“現(xiàn)在首審責任制已經(jīng)成為我們的常態(tài)化工作機制。”秦碩表示，少年法庭更加關注未成年人成長，僅僅就案辦案并不能解決“成長的煩惱”。首審責任制建立法官與未成年人的一對一聯(lián)系，法官長期陪伴孩子成長，更加了解孩子們的生活經(jīng)歷和家庭情況，并在交流溝通中主動發(fā)現(xiàn)問題，通過家庭教育指導開展預防性工作，避免孩子出現(xiàn)違法犯罪行為。

　　合適成年人到場制度，給予失去家庭親情的被告人以溫暖，鼓勵他們積極悔過自新，這是山東臨沂兩級法院的新嘗試。

　　構建心理輔導機制，引領失足少年走出泥潭、重獲新生，廣西壯族自治區(qū)南寧市中級人民法院更加注重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

　　打造法治宣傳教育品牌“豌豆莢”，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為孩子們成長構建全鏈條保護體系。

　　探索罪錯未成年人分級干預機制，山東省臨沂市蘭山區(qū)人民法院耐心細致地對待錯誤不一的問題少年們。

　　實踐的探索，構成了解決問題的良方。

　　40年歷程，一批批特色制度和工作機制在少年法庭這片試驗田里茁壯成長，一大批成功經(jīng)驗被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事訴訟法以及相關司法解釋所采納和推廣。

　　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訂，首次以立法形式，在刑事訴訟中對少年審判“教育、感化、挽救”方針和“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予以確立。

　　與此同時，少年審判也帶動了刑事訴訟領域偵查、檢察、羈押、管教等制度的變革，推動形成了一支包括公、檢、法、司等多部門力量，且相對穩(wěn)定的少年司法工作隊伍。

　　勇立潮頭的破局者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河南鄭州召開全國法院第六次全國少年法庭工作會議。經(jīng)中央政法委同意，未成年人綜合審判庭試點中級法院范圍從2006年的17家擴展至49家，基本涵蓋了除西藏拉薩以外的各省會（首府）城市的中級人民法院。

　　在更大范圍內推進少年審判改革，正當其時。

　　時光邁過嶄新的節(jié)點。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將少年兒童工作放到前所有未的高度，全社會關心少年兒童成長的氛圍愈發(fā)濃厚，依法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邁出堅實步伐。

　　“少年法庭工作卓有成效，這是中國司法領域一張光彩奪目的名片，要保護、發(fā)展好，創(chuàng)造少年司法的中國經(jīng)驗和中國方案。”

　　肯定之余，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對少年審判寄予厚望。“我國進入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新時期，少年法庭的發(fā)展在司法改革大背景下遇到了一些新情況，正處于一個關鍵的歷史時期，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時代是出卷人，等待著勇立潮頭的破局者。

　　一組數(shù)據(jù)在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30周年座談會上公布——

　　截至2014年，全國四級法院均已建立少年審判專門機構或者指定專人審理，共設立少年法庭2253個，合議庭1246個，少年刑事審判庭405個，綜合審判庭598個。30年來，全國法院少年法庭共判處未成年犯150余萬人。2002年以來，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長期保持在2%左右，遠低于全部罪犯的重新犯罪率。

　　多元化少年法庭審判組織格局逐步建立，一支高素質的少年法庭審判隊伍日漸壯大，中國特色未成年人審判制度和工作機制日臻成熟。

　　接下來，少年審判將何去何從？

　　“少年審判和家事審判兩者程序相近、理念相似、資源共享，涉少家事案件應當進入少年審判的視野，保障涉少案件審理的穩(wěn)定性、專業(yè)化。”上海社會科學院黨委副書記、法學研究所所長姚建龍曾給出這樣的論斷。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國范圍內選擇118家中基層法院開展為期兩年的少年家事審判改革試點，以江蘇為代表的多個省份建立起少年家事審判庭，少年審判開啟新的改革歷程。

　　校園欺凌、性侵等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時發(fā)生，利用網(wǎng)絡空間侵犯未成年人犯罪更加多元且隱蔽……

　　隨著經(jīng)濟社會快速發(fā)展，未成年人保護遇到不少問題和挑戰(zhàn)。

　　2020年，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兩法”修訂，首次明確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從家庭、學校、社會、網(wǎng)絡、政府、司法六個方面完善未成年人保護工作，構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未成年人保護制度體系。

　　在新的時代和法律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布《關于加強新時代未成年人審判工作的意見》，重新界定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圍，深化未成年人案件綜合審判改革，謀劃少年法庭工作改革發(fā)展。

　　2022年，全國法院第七次少年法庭工作會議召開，全面準確實施未成年人保護法律法規(guī)，更加有效融入“六大保護”，新時代少年法庭工作發(fā)展迎來新的機遇。

　　“未成年人保護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需要綜合治理。”姚建龍表示，未成年人問題產(chǎn)生是多種因素交織的結果，加強未成年人保護一定要形成合力。司法在其中是底線，需要法院發(fā)揮自身專業(yè)性，立足審判職能，為未成年人保護托底。同時，少年司法具有特殊性，法院也是推動保護的動力源，要積極主動融入家庭、學校、社會、網(wǎng)絡、政府保護，促進“六大保護”體系發(fā)揮出應有的作用。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個課堂。

　　早在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共同發(fā)布《關于依法處理監(jiān)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若干問題的意見》，對失職監(jiān)護人“亮劍”，明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可依法撤銷其監(jiān)護人資格。

　　2022年，家庭教育促進法正式實施。

　　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qū)人民法院發(fā)出全國第一份家庭教育令，從法治角度督促父母當好合格家長。

　　2023年以來，全國法院以更加有力的司法保護促推家庭保護、學校保護、社會保護、網(wǎng)絡保護、政府保護協(xié)同發(fā)力——

　　3.7萬名法官擔任法治副校長，走進課堂播下法治的種子，面向未成年人加大法治宣傳，創(chuàng)新動漫、案例等普法方式。

　　會同有關部門發(fā)布辦理強奸、猥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司法解釋、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見，織密司法保護網(wǎng)絡。

　　會同全國婦聯(lián)發(fā)布開展家庭教育指導工作的意見，發(fā)布保護未成年人權益典型案例，發(fā)揮案例引領示范作用。

　　“少年審判是一個和社會治理緊密相連的工作，是人民法院展現(xiàn)司法溫情的重要途徑。”從事少年審判20余年，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陳海儀認為，少年審判工作一定要和社會治理緊密結合，與相關部門形成合力，避免成為“孤島”。

　　“六大保護”融合發(fā)力，少年審判邁向更廣闊的空間。

　　向著新目標攀登

　　“在孩子們的節(jié)日，‘大朋友們’為守護小朋友健康成長提出了33條真知灼見。”

　　2023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法治護航 伴你成長”六一公眾開放日活動現(xiàn)場，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張軍與代表委員、專家學者、師生代表共商未成年人司法保護。

　　新時代開啟新征程。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強烈，對未成年人健康成長更為關注，對全面加強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提出了更高要求。

　　如何做深做實對未成年人的全面保護，有的放矢解決當前少年審判存在的問題，進一步提高少年法庭工作水平？

　　找準問題，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最高人民法院調研顯示，所有涉少刑事案件中的未成年人，有一半以上來自殘缺家庭、問題家庭，未成年人犯罪與婚姻家庭問題密切關聯(lián)。

　　“我國少年法庭最早關注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隨后將未成年人被傷害的案件也納入視野。但是未成年人在民事案件尤其是婚姻家事案件中的權利，沒有受到足夠的關注。”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表示，少年審判工作自起步之時便多以刑事審判為重心，一定程度忽視了未成年人司法的綜合保護、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端預防。

　　全面加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亟須貫通涉未成年人民事、行政和公益訴訟，并隨之將工作重心轉移到涉未成年人民事、行政和公益訴訟案件。

　　座談會上，最高人民法院釋放建立未成年人審判“三合一”工作機制的重要信號。

　　“以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少年審判改革，大多是自下而上的。此次最高人民法院自上而下明確改革方向，起著重要示范作用，在少年法庭發(fā)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研究未成年人保護工作20余年，佟麗華注意到，少年審判專門機構的早期探索，大多集中在中級和基層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和省級法院，專門機構的建設一直沒有大的突破。沒有專門的機構和編制，很難培養(yǎng)出專業(yè)的少審法官。”

　　放眼全國，河北率先破局。2023年11月，隨著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和石家莊等9家中級法院成立少年審判庭，河北全省三級法院專門少年審判機構實現(xiàn)了全覆蓋。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成立少年審判工作辦公室，依托民事審判第一庭運行，深入研究分析案件反映出來的家庭保護、學校保護、社會保護、網(wǎng)絡保護、政府保護等方面存在的深層次問題，促進少年審判在“抓前端、治未病”上下更大功夫。同時，促進少年審判刑事、民事、行政三合一司法保護機制落實，強化家事審判對未成年人的保護。

　　“‘三審合一’不僅是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部門整合，更是司法理念的更新，體現(xiàn)著以未成年人為中心的一種新的內在的法律邏輯。”

　　佟麗華進一步解釋，辦理民事案件的時候，要考慮到未來可能出現(xiàn)的行政和刑事的問題，辦理刑事案件的時候，需要回溯孩子的家庭和學校教育都出了哪些問題。

　　“這樣辦一個案子，不僅保護了一個孩子，而且能夠從源頭發(fā)現(xiàn)更多問題，優(yōu)化整個未成年人成長環(huán)境，讓更多孩子受益。”

　　“少年審判工作實現(xiàn)更高水平發(fā)展，離不開機構的專業(yè)化。”全國人大代表、中國航發(fā)湖南動力機械研究所專職總師單曉明建議，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獨立的少年審判機構，專門負責涉未成年人案件的審判，最大程度提升少年審判專業(yè)化水平，為徹底、全面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提供組織保障。

　　2023年以來，人民法院堅持“公正與效率”工作主題，積極回應當前工作面臨的問題和挑戰(zhàn)，開啟了一項項直切要害的務實改革。

　　進一步推進少年審判理念現(xiàn)代化，深化改革創(chuàng)新，會同有關方面共同做好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共同筑牢未成年人保護的堤壩，最高人民法院目標清晰明確。

　　四十不惑，少年審判再啟新程。

　　向著新目標攀登，把全方位保護未成年人的各項舉措落實落地，為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筑起堅不可摧的法治屏障——

　　少年審判大有可為、未來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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