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浙江省杭州市濱江區(qū)長河街道某小區(qū)9樓的周先生今年6月因房屋漏水，差點被樓下鄰居告上法庭。“真要打官司，低頭不見抬頭見的鄰居恐怕就要徹底翻臉了。”在物業(yè)、業(yè)委會多次調解無果后，周先生在社區(qū)網格員孫利杰的引導下，用手機掃了“浙江解紛碼”申請調解，平臺安排了一位專業(yè)的律師調解員來進行調解，因為雙方不想面對面調解，調解員就利用在線調解功能進行調解，最終周先生和鄰居達成協(xié)議，這起糾紛也得到有效化解。

     “實踐中，我們感到‘浙江解紛碼’好用、實用、管用，它不僅有效破解了調解隊伍薄弱、糾紛調處成效不明顯等難題，還實現了矛盾糾紛‘一碼’智能分流、‘顏色’動態(tài)管理、‘數據’實時分析，打破了空間壁壘、時間限制。”孫利杰深有感觸地說。

     “浙江解紛碼”的成功推廣應用與一個人密不可分，他就是浙江省委政法委基層治理指導室主任陳旭瑾。

       從全省第一個綜治工作中心到縣級矛調中心；從“綜治進民企”到網格智治；從“基層治理四平臺”迭代建設到謀劃推出一批具有浙江辨識度的重大多跨數字化應用場景……浙江基層社會治理工作的許許多多個“第一”背后，都有陳旭瑾的付出與努力。

       二十年如一日堅守在政法工作一線，他忠誠奉獻體現出浙江政法人的擔當，用改革創(chuàng)新為基層社會治理浙江風景增色添彩。

       創(chuàng)新提出“最多跑一地”改革

       通過社會治理改革，建設縣級矛調中心，變矛盾“中轉站”為問題“終點站”、變群眾“往上跑”為干部“往下跑”，變“傳統(tǒng)治理”為“數智治理”，從而引發(fā)基層治理“新裂變”，實現基層治理效能大提升。這些，是很長一段時間里陳旭瑾的工作重心。

       圍繞相關調研課題，他帶著處室同事到寧波鎮(zhèn)海區(qū)、舟山普陀區(qū)、溫州甌海區(qū)、金華永康市、杭州余杭區(qū)等地的縣級中心深入調研。他發(fā)現，這些地方有的注重矛盾糾紛多元調解，有的注重調解工作法治化，有的注重糾紛解決的流程再造，有的突出“訴源治理”，也有的著力于打造社會治理綜合體，雖然亮點紛呈、各具特色，但總覺得缺少一個“突破口”和“一條主線”。

       在與基層干部群眾交流中，陳旭瑾敏銳地捕捉到一條重要的共性信息：“老百姓期盼只到一個地方就能解決問題，不要多地跑、到處跑。”

       調研結束后，他立即起草了關于推進浙江省縣級矛調中心建設的研究報告，提出以在社會治理領域開展“最多跑一地”改革為突破口，整合多方資源，集成多種服務，以實行“一站式接收、一攬子調處、全鏈條解決”為主線，真正讓信訪問題和矛盾糾紛化解“只進一扇門”“最多跑一地”。

       2019年11月26日，陳旭瑾起草《關于加強縣級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規(guī)范化建設推進矛盾糾紛化解“最多跑一地”的指導意見》（代擬稿），很快就拿著代擬稿跑省委編辦、省委組織部、省財政廳等部門，經過多次溝通協(xié)調，得到相關部門大力支持。

       在創(chuàng)新上，陳旭瑾總是能做到先想一步、先行一步，并努力使之成為一種覺悟、一份責任。2020年5月，縣級矛調中心在全省推廣后，陳旭瑾就著手謀劃建設一套支撐矛調中心運行的“業(yè)務協(xié)同”系統(tǒng)，完善“一窗受理—糾紛調處—司法確認—訴訟引調—評價回訪”全鏈條機制。

       業(yè)務協(xié)同，意味著要打破各部門固有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模式，進行流程再造。一開始許多部門不理解、不支持。對此，陳旭瑾組織專家和基層實務工作者多次論證，組建專班畫出流程圖，牽頭召開19個業(yè)務協(xié)調會，逐個部門協(xié)調溝通，最終克服種種困難，得到大家認同和支持，形成“省矛調協(xié)同應用系統(tǒng)”建設方案。自2020年9月上線以來，全省縣級矛調中心通過該系統(tǒng)已受理各類信訪問題和矛盾糾紛312.7萬余件。

       構建“141”基層社會治理體系

       基層治理過程中，指揮體系怎么集中統(tǒng)一？力量如何下沉？資源怎樣融合？如何打通服務群眾“最后一米”？……這些難題直接影響整體治理水平的提升。

       如何破題？陳旭瑾多次到基層走社區(qū)、進網格、摸實情、解難題，了解基層治理中存在的矛盾焦點，并牽頭組建了一個由19名業(yè)務骨干組成的專班，近60個日夜和專班成員日夜奮戰(zhàn)。“連續(xù)好幾個月，凌晨兩三點，他辦公室的燈都是亮著的。太晚了，就在辦公室瞇一會，第二天接著干。”陳旭瑾的同事回憶道。

       數據共享、系統(tǒng)構架、流程再造……經過不懈努力，陳旭瑾和專班成員協(xié)調33個省級部門對接打通39套省建業(yè)務系統(tǒng)，建立起以縣級矛調中心為牽引，鄉(xiāng)鎮(zhèn)（街道）“基層治理四平臺”為支撐，村社全科網格為底座，上下貫通、左右聯(lián)動的“一中心、四平臺、一網格”縣域社會治理體系，簡稱“141”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并在全省進行了推廣。

       杭州市濱江區(qū)委政法委常務副書記夏劍兵說，曾經網格“看得見、管不著”、部門“管得著、看不見”的現象已經成為過去。

       陳旭瑾認為，社會治理工作要做實，不容易。關鍵是要踏踏實實抓基層、打基礎，充分發(fā)揮“141”體系的主干和輻射作用，真正做到為老百姓服務。如今，“141”體系已經成為浙江基層社會治理的“金名片”。

       以新應新攻堅克難始終在路上

       做政法工作，每天都會面臨新的問題和挑戰(zhàn)。而陳旭瑾身上總有一股一往無前、闖關奪隘的拼勁，總會有新的辦法和思路解決新的問題。

       2021年2月18日，浙江省數字化改革大會召開，一場以數字化為關鍵詞的變革，在浙江大地上轟轟烈烈地開展。什么是數字化改革？怎么讀懂V字理論模型？喜歡閱讀的陳旭瑾捧起了專業(yè)工程理論書籍，著力提高數字思維、數字認知能力。

     “省委提出全面推進數字化改革，社會治理領域要先行探索、下好先手棋，探索新路、破解難題。”陳旭瑾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扎扎實實做的。

       在推進矛盾糾紛化解數字化改革中，各地開發(fā)了“桐解碼”“長興碼”“濱江碼”等一批具有地方標識的“解紛碼”。為了切實解決地方重復開發(fā)問題，他牽頭研究制定方案，吸收各地亮點做法，迭代開發(fā)全省統(tǒng)一的“浙江解紛碼”，打造“線上矛調中心”，推動實現矛盾糾紛調解“一案一編碼、一碼管到底、全程可追溯”。

       目前，“浙江解紛碼”已注冊用戶310萬人，入駐調解服務機構1.09萬家、調解員5.5萬名、法官1132人，訪問量達1188.6萬人次。

本網編輯：程林青    審核：袁建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