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點上盆景”到“面上風景”,訴源治理在四川結出碩果
2023-11-08 15:16:03 來源:四川長安網
11月2日上午,四川省南充市順慶區(qū)法院訴源治理辦公室,該院黨組成員、副院長李春霞和兩名干警正在將上月訴源治理數據上墻公示。這間不足10平方米的辦公室,是該院訴源治理的“運轉中樞”。統(tǒng)籌各法官工作站,對接轄區(qū)相應街道社區(qū)、特邀調解組織及重點企業(yè);形成穩(wěn)定風險評估結論、矛盾糾紛態(tài)勢分析研判意見,及時為黨委政府決策提供參考。
劉建菊介紹,面對案件不斷涌入、“人案矛盾”加劇的雙重現實困難,每年96%以上結案率的背后是“消耗戰(zhàn)”帶來的法官身心透支,如不調整戰(zhàn)略,就不能從根本上走出“案多人少”的困境。
法院不僅是案件審理者,也是延伸審判職能,做實調解指導職責,成為源頭治理和多元解紛方案的提供者。四川法院全面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要完善預防性法律制度,堅持和發(fā)展新時代‘楓橋經驗’,促進社會和諧穩(wěn)定”的重要指示要求,不斷傳承豐富“楓橋經驗”內涵,深化多元解紛“眉山經驗”,于2016年率先在全國開展訴源治理改革,深入推進并向全國推廣,是四川堅持和發(fā)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生動實踐,為“不能成為‘訴訟大國’”的時代命題提供了解題思路。
敘永縣法院摩尼人民法庭法官與“石榴籽”調解員深入田間地頭處理彝族同胞土地權屬爭議糾紛
探索訴源治理改革破解“案多人少”矛盾
“2023年1月11日,本案經行政爭議多元聯動調處中心特邀調解員主持調解,原、被告雙方達成和解,現將和解協(xié)議歸納如下……”在特邀調解員主持下,雙方當事人在和解協(xié)議上簽字,崇州市法院出具行政訴前調解書。
這是成都首例行政訴前調解案件。一起跨越10余年的糾紛,在25天內被成功調解。“原以為我們的案子會經過漫長的審理,沒想到通過崇州市法院訴前調解,這么快就得到了圓滿解決。”該案原告方感嘆道。
這是新時代“楓橋經驗”在四川的一個生動實踐。法院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深入推進訴源治理,助力基層治理法治化。
四川法院訴源治理改革始于2016年,成都中院先行先試,在全國率先開展。
改革由問題倒逼而生。數據顯示:2015年,成都兩級法院共受理案件246885件,同比上升40.9%。而這背后,是“人案矛盾”前所未有地凸顯:法官辦案量不斷突破上限,部分法院“白加黑”“五加二”成為工作常態(tài),但是法官的“辛苦指數”并沒有換來收結案的動態(tài)平衡,整合優(yōu)化解紛資源迫在眉睫。
基于此,成都中院制定《關于部署實施破題攻堅綜合工程,著力破解“案多人少”矛盾的若干意見》,出臺26項具體措施,從“治標”層面破解“案多人少”問題。
何謂“訴源治理”?據成都中院相關負責人介紹,“訴源治理”是指社會個體及各種機構對糾紛的預防化解所采取的各項措施、方式和方法,使?jié)撛诩m紛和已出現糾紛的當事人相關利益和沖突得以調和,進而減少訴訟性糾紛,并且采取聯合行動所持續(xù)的過程。
訴源治理改革推行后,成都法院在2016年的受案增幅降到13.76%,但案件增量仍然處于高位。如何破題?成都中院從“治本”層面深入思考,趟出一條新路:2016年7月,成都中院召開訴源治理工作會,并于8月出臺《關于全面深入推進“訴源治理”的實施意見》,提出57項改革舉措,明確了“標本兼治、重在治本、內外并舉、善借外力”的工作思路。經過兩年探索,成都法院案件高速增長的態(tài)勢基本得到遏制,增幅比2016年回落2.55個百分點,近年來首次逼近個位數。
2019年2月,在深入總結評估前期工作實效后,成都中院出臺《關于持續(xù)深化成都法院“訴源治理”的實施意見》,提出29項新舉措。數據顯示,2019年1月至9月,成都法院新收案件增幅同比再回落0.7個百分點,有12家法院受案增幅同比下降,7家法院受案絕對數同比減少。訴源治理將大量糾紛化解于訴前,形成了深化訴源治理和城鄉(xiāng)社區(qū)發(fā)展治理、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三線融合”的格局,非訴訟解紛力量的作用日益凸顯,“治未病”“治已病”“防復發(fā)”的良好態(tài)勢初步成型。
據了解,成都訴源治理的核心是“黨委領導、政府主導、司法推動、部門參與、社區(qū)自治”。成都法院依靠黨委領導,推動將訴源治理納入成都超大城市社會治理現代化總體布局,形成了各部門共謀解紛策略、共搭解紛平臺、共建解紛力量的良好社會治理態(tài)勢。
訴源治理改革開展以來,源頭實質解紛效果明顯。2022年,成都兩級法院全年新收案件數量同比下降3.01%,降幅比全省均值(0.66%)高3.67%,這是繼2020年十年來首次下降2.3%后再次下降。2019年2月20日,四川高院印發(fā)《關于全面推進全省法院訴源治理實質化運行的實施意見》,成都法院訴源治理改革經驗在全省法院推廣。
李春霞(右二)在“春霞調解工作室”對一起家事案件進行調解
因地制宜打造特色“點上盆景”不斷涌現
“原以為要花很多時間、精力去打官司,沒想到一上午就把事情解決了。”前不久,在射洪市法院交巡庭辦案大廳,拿到賠償款的趙女士為交巡庭高效辦案點贊道。原來,尤某駕駛超標電動車撞上了正在過馬路的唐某,致唐某經搶救無效死亡,經法官組織調解,尤某與唐某的家屬趙女士達成賠償協(xié)議并由交巡庭裁定確認有效,賠償款隨即到位,民事賠償部分得以快速解決,避免了當事人奔波打官司。
在射洪市,和趙女士有著類似感受的人并不少。得益于訴源治理,大量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止于萌芽狀態(tài)。據統(tǒng)計,2016年以來,射洪市排查各類矛盾糾紛68251件,非訴成功化解67408件,化解率達98.8%。繼2017年首次榮獲平安中國建設最高獎項“長安杯”后,2021年射洪市再獲“平安中國建設示范縣(市、區(qū))”命名,成為四川唯一蟬聯“長安杯”的縣(市、區(qū))。
上述榮譽的取得并非易事。作為百萬人口大市,矛盾糾紛紛繁復雜,基層治理任務繁重,射洪市如何做到“逆流而上”,其中有何訣竅?
走進射洪市法院訴訟服務大廳,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正中間的導訴臺和右側所立的指引電子屏。大廳里設置了專職專項的調解室和窗口,為當事人的訴求“對癥下藥”。射洪市法院依托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領導小組及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平臺,推動搭建聯調平臺,成立由民間融資幫扶處置辦、棚戶區(qū)改造處置辦、矛盾糾紛聯調中心組成的平臺,實現解決糾紛“平臺化”。同時,整合司法機關、行政機關、行業(yè)調解協(xié)會等資源,實現矛盾糾紛“一站式”化解。
“在黨委的領導下,以射洪為代表的訴源治理工作格局已經基本成型,各項工作穩(wěn)步推進、有序開展,呈現出良好的發(fā)展態(tài)勢。”2019年4月26日,四川法院訴源治理暨繁簡分流現場推進會在射洪市召開,四川高院黨組書記、院長王樹江對射洪市訴源治理工作予以高度評價。
如今,射洪市法院正在打造“四分四級”訴源治理“升級版”。射洪市法院副院長白勇介紹,按照“非訴、不宜訴、不必訴、宜訴”的分類化解思路,該院創(chuàng)造性提出將訴源治理工作細分為“易發(fā)糾紛源頭預防、重點糾紛集中防控、常見糾紛多元化解和訴內流程衍生治理”四個層級,推動訴源治理格局更加完善,助力現代社會治理水平邁向新境界。
無論是在人口大市、經濟發(fā)達地區(qū),還是在民族地區(qū)、經濟欠發(fā)達城市,訴源治理的探索都在繼續(xù)。
前不久,德格縣法院益西登真“石榴籽”調解室邀請多方參與調解,終于啃下了兩塊“硬骨頭”。“這兩起離婚糾紛,案情復雜且難以協(xié)調,以一般審理方式處理不利于當事人糾紛化解,甚至可能導致矛盾激化。”益西登真說,經過一周的多方調解,其間經歷多次反復后,雙方當事人就婚姻關系、子女撫養(yǎng)及其他婚姻侵權等事宜達成一致,并當場履行了金錢給付義務。這樣的“石榴籽”調解室(組織),全省已建立了252個。僅今年上半年,556名“石榴籽”專職調解人員共調解各類糾紛8194件。
“石榴籽”調解起源于敘永縣法院摩尼人民法庭,將國家法律和少數民族習慣法作為調解依據,借助少數民族調解力量,融合少數民族習慣法,實現案結、事了、人和。如今,“石榴籽”已在四川的少數民族地區(qū)“開花結果”,成為當地多元解紛工作的重要載體。
“少數民族地區(qū)的治理對四川發(fā)展而言,是一個極其重要而緊迫的任務。”在四川高院黨組成員、副院長張能看來,少數民族地區(qū)訴訟案件不多,但訴源治理、多元解紛工作不能等到案件承受不了的時候才抓,“‘石榴籽’調解品牌對深化訴源治理、建設法治四川、維護少數民族地區(qū)社會和諧穩(wěn)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發(fā)揮專業(yè)組織力量“一站式”化解矛盾糾紛
全托老人在醫(yī)院照胸片時,因護工過失不慎摔倒,經搶救無效死亡。老人的親屬情緒激動,前往醫(yī)院討要說法。在眉山市醫(y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以下簡稱醫(yī)調委)和聯絡法官的調解下,雙方達成調解協(xié)議,并向眉山市東坡區(qū)法院申請了司法確認。這起重大醫(yī)療糾紛在短時間內得以化解,是多元解紛“眉山實踐”在醫(yī)療糾紛化解方面的實效體現。
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fā)展,矛盾糾紛呈現出主體多元化、利益訴求復雜化、糾紛類型多樣化等特點。買賣合同、金融借款、知識產權……這些涉案金額較大、專業(yè)程度較高的案件能否交給專業(yè)的調解組織?對此,眉山法院創(chuàng)新“訴非銜接”工作機制和舉措,推動全市金融、知識產權等10余類糾紛專業(yè)化解,推進“一站式”行業(yè)解紛。眉山中院訴訟輔導室主任樊俊進一步介紹,例如,眉山法院參與構建“保調賠防訴”新機制“一站式”化解醫(yī)療糾紛,實現了走進一扇“門”(醫(yī)調委)、認準一個“人”(調解員),高效便捷、成本低廉地化解醫(yī)療糾紛。2020年至2022年,眉山全市總計發(fā)生各類醫(yī)患糾紛300多件,但法院受理的一審醫(yī)療糾紛案件僅48件,年均僅16件。
人民法庭處于基層一線,與群眾的聯系最為緊密。新形勢下,一批新時代專業(yè)化人民法庭應運而生:
——成都興隆湖畔,一個現代法務集聚區(qū)正在起勢成型。知識產權、金融、破產、互聯網法庭和大熊貓國家公園生態(tài)法庭等專業(yè)化審判機構,實行集中管轄和專業(yè)審判,樹立專業(yè)領域裁判規(guī)則,促進相應糾紛前端化解;
——峨眉山上,一個立體化的旅游糾紛協(xié)調解決機制正在高效運轉。峨眉山旅游環(huán)保法庭創(chuàng)建“云上金頂”司法品牌,推動形成了“部門聯動、快速受理、及時交辦、有效處置”的旅游糾紛協(xié)調解決機制,實現了旅游糾紛“一站式受理、多途徑調處、全方位服務”;
——鄧小平故里,一幅家庭和睦、鄰里和諧的畫卷正緩緩鋪展開來。廣安市廣安區(qū)法院協(xié)興人民法庭作為專業(yè)化的家事審判法庭,聚力基層解紛資源,引導社會各界力量參與家事糾紛化解1600余人次;
............如今,巴蜀大地上,星星點點分布了823個人民法庭和230個巡回審判點。它們鑲嵌在基層各個角落,堅持和發(fā)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更好地發(fā)揮人民法庭面向基層、化解矛盾、定分止爭、參與治理的前沿陣地作用,為保障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寫下了生動注腳。
優(yōu)化多元解紛格局社會各方共同參與
2019年11月,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四川省糾紛多元化解條例》,對多元解紛工作進行了整體規(guī)范。其中,第二章明確了矛盾糾紛化解主體及具體職責,形成黨政主導、社會協(xié)同、公眾參與的矛盾糾紛訴源治理格局,調動社會各方參與矛盾糾紛化解。
訴源治理是黨政主導下社會治理的有機構成,絕不是法院一家的事。訴源治理改變了政府職能部門、行業(yè)協(xié)會、社區(qū)村鎮(zhèn)、法院“各自為戰(zhàn)”的局面,形成多層次階梯式糾紛解決體系,實現多數糾紛通過非訴方式及時就地解決、少量訴訟通過調解和速裁程序快速解決、疑難案件通過精細化審判解決,切實增強矛盾糾紛化解效果。
2020年5月,四川省“兩辦”出臺《關于建立健全訴源治理機制加強矛盾糾紛源頭預防和前端化解的指導意見》。連同法院先期探索的訴源治理和衍生案件治理等文件,標志著黨委領導下訴源治理“省級統(tǒng)籌”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有效形成。如今,“完善‘訴源治理’機制”已被納入《人民法院第五個五年改革綱要(2019—2023)》和四川省全面依法治省工作要點。2021年2月19日,中央深改委第18次會議通過《關于加強訴源治理推動矛盾糾紛源頭化解的意見》,為進一步深化訴源治理工作指明了方向。
四川高院黨組副書記、常務副院長秦海介紹,以法院為主陣地,四川27家省級責任單位找準著力點、突破口,推動訴源治理向重點領域多方聯動治理穩(wěn)步邁進,形成各司其職、各展其長的良好局面。四川法院引入多方力量參與訴源治理工作,目前已建立各類調解室766個,入駐法院調解組織1239個,配備訴訟輔導人員430余名,為當事人提供全方位、便捷、高效的解紛服務,大大降低當事人訴訟成本。數據顯示,僅2022年,四川法院系統(tǒng)民商事案件調解撤訴率47.38%。
從“點上盆景”到“面上風景”,隨著訴源治理改革聲名遠揚,全國多地法院和相關單位紛紛來到四川學習考察。訴源治理在四川結出碩果。
深秋時節(jié)的四川,平原的綠色還未褪去,高原上已是銀裝素裹。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塔公草原上,“馬背上的人民調解員”正輕輕拍下肩頭的白雪;500公里外的成都市,月亮已掛上枝頭,“無訟社區(qū)”的法官手握司法確認書,正穿過熙熙攘攘的人群。
從城市社區(qū)到工廠車間,從鄉(xiāng)村的田間地頭到一個個基層人民法庭……作為四川堅持和發(fā)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多元化解矛盾糾紛的一張亮麗名片,訴源治理正穩(wěn)穩(wěn)生根、開花結果,在推動基層社會治理的實踐中迸發(fā)出蓬勃生機和旺盛的生命力。
本網編輯:程林青 審核:袁建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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